罢工工人派出****，领头的名叫宋积良，是一个土建工程师。另外两个，一个中年工人叫方正，一个青工叫袁周。在姜雄华的办公室，宋积良代表罢工工人提出三个要求：一、加强施工安全保障，二、尊重员工人权，三、解雇外方主管Z先生和R先生。在要求没有解决或基本解决前，工人不会结束罢工。
宋积良在工作中时常遭到Z先生的“刁难”，这让初生牛犊的他心头很窝火：老子也是堂堂名牌大学毕业的，你不就是一个洋鬼子嘛，也不比我强多少。虽然不服，但工作中还必须接受Z先生的指令，尤其是当他觉得指令不尽合理时，心头更觉恼火。当得知明挖部的工人也对外商有意见时，他毫不犹豫成了“领头羊”，但他明白事情的严重性，所以掌握了一定的分寸。
姜雄华是第一次面对罢工，尽管他在基层的建筑工地干过多年，但那时的工人根本就没有罢工的意识，实际谁要是罢工，马上就会被当作破坏生产的反革命分子抓起来论处。而那时工地上的民工倒是经常有撂挑子的，也说不上是罢工，因为提出的要求，根本没人理睬，包工头马上就可以找来另外一帮人顶替。所谓的“罢工”者，无非就是拍屁股走人，另外找一个地方端饭碗。所以，对甲方、乙方、工程都构不成威胁。
改革开放后，工人的自主意识提高了，为个人利益向单位提意见的情况出现了，姜雄华在闽江工地上遇到过，但以罢工形式表达诉求没有遇到过。这类事即便有，媒体上不会报道，一般人都不会晓得。他自己就从没有听说过类似的事，在心头骂了一句：跟老子让我赶上了。他的第一判断就是：国家的法律不支持罢工，必须制止。第二个判断：有一百多人参加，这至少是一个群体事件，尽量不再扩大。第三个判断：事情涉及到外商，处理不好，会出大麻烦，仍需在平等协商的原则下解决矛盾。
眼前的宋积良，二十多岁，给姜雄华的印象是精明能干，到工地的时间不长，并不认识他。当听完宋积良的陈述后，姜雄华立即回答：第一，公司会认真解决工人提出的问题，第二，向罢工人员承诺，不搞秋后算账。
姜雄华明白，过去的历次运动中，秋后算账是常有的事，一般参与人员可能没啥事，领头的多半跑不脱。所以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第二条对“领头羊”们来说，尤为重要。让他们放心，会促进问题的迅速、顺利解决。
宋积良仨人离开办公室时，姜雄华请他回去多做工人的工作：请大家相信公司的诚意，可以先行复工或部分复工，不要让工程受损。宋积良回答：如果见到了实际结果，我们会考虑的。
送走宋积良后，姜雄华立即召集在家的公司领导、部门经理等相关人员开会。他没有处理罢工的经历，但他觉得大家都是通商量的，只要本着尊重对方权利的态度，是可以协商解决的。他让负责部门向大家汇报情况。
部门经理林援朝介绍了情况，这次罢工的工人，是水电B工程局提供的劳务工。承包商是以意商为首的一标联营体，负责大坝工程。从去年开工以来，双方矛盾冲突不断，闹到最激烈时就罢工，但过去的罢工都是局部的，规模很小，几个人、至多一二十个人，时间也短，很快就平息了。有时甚至都反映不到公司一级来，所以过去也没有当啥不得了的事，没想到这次闹大了。
皇甫深说，有这种矛盾一点都不奇怪。体制、观念、文化、习惯都不同，能没有矛盾吗？当年在黄牛角工地上也是矛盾不断。中外双方的冲突，责任主要在中方。中方施工人员，长期以来的身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公，是按计划经济的方式和习惯来从事生产的。而外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，在一些中方人员的心目中，就是剥削人的资本家，都是一些唯利是图的家伙，他们管理的那一套是市场经济那一套，是奴役工人阶级的手段。所以，中方人员中普遍有不吃那一套的思想。而在生产中，按合同规定，中方劳务人员必须服从外方人员的管理。在双方不同的思想观念下，必然发生矛盾和冲突。
其他与会人员都沉默着脸，不说话。谁心头都明白，这种事不好处理，工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，罢工的事很有可能要升级，涉及到更多的人、更大的范围。要是答应了工人条件，开了口子，以后麻烦就多了。再说，几个要求都涉及到外商，外商不同意，事情也解决不了。姜雄华一看，立即说：
既然罢工的工人没有聚集到联营体的办公楼前，认为找外商谈没用或者认为找我们更好。既然如此，说明他们相信我们，作为业主，我们也应该帮他们解决问题。事情不用多讨论，找双方了解事实和依据，核实情况，做双方工作，解决问题。由我找中方人员谈，由皇甫副总找外方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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